本文主张，研究与介绍外军要按照外军的本来面目反映它的实际情况，为领导、机关和研究部门提供客观而准确的资料，作为情况判断和定下决心的客观依据。研究对手不是为研究而研究，而是为战胜而研究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自己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。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地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。我们的外军研究队伍，要成为我军环顾全球军事大视野的了望台和警报台，成为以对手为师、以对手为鉴、以对手为靶的高素质的智囊团。
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，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解释世界。研究与介绍外军也要掌握这个原则，即按照外军的本来面目反映它的实际情况，为领导、机关和研究部门提供客观而准确的资料，作瑰情况判断和定下决心的客观依据，而不宜根据我们自己的偏好修改它，更不能用经过剪裁、修改的情报资料，为自己论点服务，或用以证明领导某些先验性的判断。
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，因此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对策性思维。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，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出难题。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，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，犯两三个战略错误也许不影响战争结局；而处于弱势的一方，犯一个战略错误就可能造成无法的后果。弱军战胜强军，必须有它的强项，而且要超过强军的弱项。因此，在敌强我弱条件下防御外来侵略，就更要注重研究对手，了解对手，既知道它的长处，也知道它的弱点。过去有些研究材料偏重介绍对手的经验，这是必要的，但寻找对方的弱点，提出有效的对策是更为重要的。
自古以来，为了战争胜利，敌对双方通常是以对手为师、以对手为鉴、以对手为靶。从春秋战国赵武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，到近现代都是如此。以对手为师，就是地、有选择地吸收对手的长处，补充自己所缺少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苏联与作战，尽管双方的战争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，但其统帅机构的职能与效率，却越打越接近趋同。二战后的美苏对抗，美国对军事科技发展的控制，却越来越像苏联集中领导的做法。我军现在使用的军语，要追溯其渊源，有不少是外来的。早期从日本引进一些军事术语，如会战、机动、正面、开进、展开、内线、外线、运动战、阵地战、积极防御、消极防御等等（见之于日本1928年和1932年出版的《统帅纲要统帅参考》附录）。这些军语是引进的，但战法运用则是我军独创的。我军在战争实践中更创造了若干军语，并且大都具有既是军语又是作战样式的特点，如破击、奔袭、穿插、迂回、围城打援、攻城打援、坚壁清野、指挥提前、开辟战场、创造战场、先疲后打、慎重初战等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南京军事学院编的《军语画一》，吸收苏军军语并把我军军语统一和规范化。如冲击、冲时、钳制、转隶、支撑点、战役法、合成军队、战役密度、战役布势、战役容量、变更部署、斜切阵地等等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在原有基础上又引进一些国外现代军事术语，如指挥控制、信息战、太空战、网络中心战、无缝链接、非接触作战、远距离投送、精确制导、超视距、防区外打击等等。过去有个旧军语叫“炮火中和”，是指在敌强我弱情况下，我军实施炮火反击，虽然不能敌炮火，但可减弱其强度。这很适合我军实际，但除早期的文章和宋时轮的文章使用过外，没有其他依据，以致没有规范到我军现用军语中来。其实这个军语是科学实用的。以对手为鉴，就是追踪研究对手在建军和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。我军对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缺乏实践经验，因此要重视对外军尤其是对手进行高技术战争实践的研究，这种“拿来主义”是必要的，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。以对手为靶，首先是认清的来自何方。霸权主义也就是新帝国主义的自不必说。亚洲老战争策源地日本，以小泉为代表的右翼，在日本战败60年后，又出现军国主义的“返祖”，以急于充当军事大国的焦灼心态和狭促浅薄的战略思维，翻历史铁案，干预别国事务。如今它在亚洲四面树敌，发展下去必将成为亚洲安全的祸患。我们必须高度新帝国主义与亚洲老战争策源地合流，对中国安全构成的。其次，要瞄准对手在建军、作战和装备技术的新发展，追求不对称超越。研究对手不是为研究而研究，是为战胜而研究。高技术战争，最完美的战例也有不足，最先进的武器也有弱点，要收集研究，寻找对付的办法。否则就是“诠释主义”，述而不作。诠释不是理论，至少不是解决问题的理论，提出“如何做”才是实用的理论。
网友评论 ()条 查看